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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出现了机会。朝廷决定收拾自晋室南迁之后一直闹独立的后蜀政权，桓温终于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声望和队伍。朝廷不愿意让桓温去打——谁也不愿意掌握着长江上游的军阀再掌握巴蜀。可是除了桓温，又没有别人有胜利的把握，只好硬着头皮点了头。桓温三战三捷，直接进了成都，灭掉了这个独立了十几年的小王国，自己也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四川姑娘，惹得大老婆醋意大发。这是后话。

    总之，平定了巴蜀之后，桓温解除了军事上被两面夹击的危险，后方无忧，专心准备起北伐来。但是灭了巴蜀李势之后桓温还是让中央紧张了，入朝辅政的琅琊王司马昱开始扶持殷浩对抗桓温。永和五年，石勒死了，冒出来一堆姓石的皇帝，桓温很兴奋，认为那是一个北伐的好机会。石勒刚死了两个月，桓温就出江陵，屯兵安陆，想要拔寨开路。司马昱好紧张，赶紧命令褚裒从京口拔寨，抢先开路，抢了桓温的机会。结果褚裒很快失败了。于是又有了殷浩在永和六年那次抢来的北伐。

    历来史家在说桓温北伐这一段的时候，总要说这是桓温增加自身实力向朝廷相要挟的伎俩。然而，若想要挟朝廷，桓温大可以如王敦、苏峻一样直接打到南京去，何必一次又一次地上书请求北伐，一次次被拒绝的时候锲而不舍？懂得掉头转向是政治家的天赋，若非此事已成执念，必做不可，大可以有其他增加威望、要挟朝廷的办法。可见，桓温就是铁了心要北伐。

    永和年间是东晋少有的和平年代，平定了巴蜀，平定了内乱，北方自顾无暇没有办法再南下侵扰。原先以攻为守的北伐计划渐渐被安逸地享受当下所取代。兵书是最冷门的东西，除了流民帅，大家对军事都兴致缺缺，也难怪殷浩、褚裒一打就输。在这样的氛围下生活，桓温格外显得是个异类，别人看他不舒服，他也瞧不上朝里这些人，相看两生厌。永和十年，桓温终于被批准北伐。第一次北伐，一直打到西安郊外的灞上，士气很旺，大得民心。老百姓又是送水又是送饭，简直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灞上已经在长安郊区，汉人几百年的古都、大城市长安就在咫尺。是王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地方，历来从长安出城，在霸陵告别就是传统。孟郊也说过，“灞上轻薄行，长安无缓步”。

    但是就在离旧都如此之近的灞上，桓温停下了。攻打长安不见得能够打得下来，打得下来也不见得能够守得住。桓温决定以江东为基地，打运动战。以多次小规模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就算不能马上光复，也能起到恐吓敌人的效果。这是个以弱胜强的好办法。

    永和十二年，桓温又一次北伐。这一次打到了洛阳，西晋的首都，江东多少氏族的祖宅故土，中原的军队阔别了四十多年的城市。站在洛阳城头，桓温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时为胡人所占，不禁愤慨，“神州陆沉，王衍这些人难辞其咎！”这句话让朝廷里的文化人很不高兴——王衍是文化人的代表，尽管他搞砸了西晋，但不能说他不对，说王衍不对，就是说文化人不对。建安时代被军阀压制着的文化人此时咸鱼翻身，不许当兵的说他们一句空话。

    因而，桓温此时虽然打了胜仗，但还是郁闷：朝廷不信任他。不仅内政他插不上手，在军事上，豫州、徐州的管理权也不在他手上。以江南半壁之力北伐本来就是以小搏大的事情，纵览中国史，没一个偏安王朝能够反攻成功。桓温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需要朝廷的支持和坦诚。但是没一个皇帝敢这么放手一搏：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至于押上这么大的赌注吗？

    桓温的倔脾气上来，上了一道奏折：奏请还都洛阳。朝廷自然不愿意，谁喜欢把自己往老虎身边送啊，胡人都是吃人不眨眼的。江南待着多快乐，当年王敦之乱之后，温峤他们建议从南京挪一挪窝，挪到其他地方，王导还不同意，何况越过长江走到那么远的洛阳。

    桓温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就是出一口这个离心离德的恶气：地方我给你们打下来了，也通知让你们来了，你们不来，可就不关我的事。于是桓温从洛阳撤军，既没有再往长安打，也没有全军窝在洛阳，退回江东去了。

    洛阳很快再次陷落。

    桓温开始明白一件事情：要想北伐成功，除了带兵之外，他得取得政权。否则任何人在粮草上掐一掐他，在背后使个坏，他就得死无葬身之地。很多将军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一个拿捏不好就是谋反的帽子扣上来，这可犯了忠君的大忌。但是桓温不管。

    借着这次北伐的大功劳，桓温拿到了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位，虽然他的影响力在豫州和徐州依然不太灵，但是好歹名义上是都归他管了。下面，桓温上书，指出了政治上的七条弊病，每一条都一针见血：

    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

    二、户口凋敝，整个国家的人口还没有汉末一个大城市多。

    三、办事拖沓，一件事情办个十天半个月是常有的事（都跑去开沙龙了，谁干活啊，又不涨工资）。

    四、忠诚、干事勤快的官吏要涨工资（针对第三条的解决办法）。

    五、褒贬赏罚要公允（不能光看家庭背景，还得看个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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