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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反攻北方一直抱着消极态度。他的想法很有儒家的传统色彩：只要我们把内政搞好，和善亲民，大力发展生产力，江对面的人民一定会望风归附，不用打仗就得民心得天下。可是，没人理他。于是每每打仗之前，王羲之都要祭出一句“外宁必有内忧”的谶语来吓人。意思是，仗一旦打胜了，国家统一了，就必然出现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现象，大家分地盘抢女人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搞灭亡。

    王羲之的反战并不是危言耸听。王羲之经历的反攻北方几乎都不是出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动机，反而更是中央和外镇军阀互相炫耀实力、攀比威望的手段。

    王羲之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战在殷浩准备第二次北伐的时候。这次北伐殷浩本来也没准备真打，而是被桓温逼得没有办法的下策。桓温自始至终是个北伐狂，自从做了荆州刺史把长江上游经营成个“小斯巴达”之后，就一直要求朝廷让他出兵北伐。但朝上的褚太后、管事的褚裒和殷浩想的却是：桓温是有实力的，他一旦北伐成功，一个复国权臣怎么安置？特别是殷浩，他几乎可以肯定一旦桓温北伐成功，自己的首辅地位一定会被取而代之。永和六年，冉闵大肆屠杀胡人，并且自立为魏王，后赵的很多将领不服气，纷纷割据一方。东晋光复北方的机会说来就来，没有说不的理由。殷浩被逼无奈，硬着头皮主持了这次北伐。结果文人将兵，殷浩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王羲之在会稽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冷笑：这仗根本就没想打，没有士气，没有必胜的信心，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不败就怪了。只是在殷浩极没面子地准备又一次北伐的时候，王羲之笑不出来了：他们这样怄气争名声，结果要我们给他们买单（三吴三浙地区是东晋最富庶的区域，会稽更是贵族聚居的富中之富，打仗要的钱粮人，三吴三浙首当其冲，王羲之就是被摊派的主之一）。输了的结果我们担待，赢了的名声他们戴着，有傻子会干这种事吗？王羲之终于忍不住了，劝了殷浩一顿，最后隐晦表示，再要打仗，这种冤大头的活儿我不干了。我要罢官游山玩水去了。

    但是永和十年，桓温又北伐了——谁也没把王羲之的建议放在眼里。

    王羲之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好在，历史并没有特写他的愤愤和无奈，时间记住的却是他的潇洒。因为，在这次北伐之前，一向对政治表示忧虑的王羲之组织了一次让他流传千古的雅集。让这个实际上经常处在愤愤状态中的王羲之留给后世一个悲悯、伤感、浪漫的形象。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最浪漫的雅集之一，由于后来唐太宗的官方强烈推荐成了唯一。那一年的三月三修禊日，王羲之在兰亭宴请好友，曲水流觞。

    出去玩是魏晋贵族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在这之前，有石崇的金谷园雅集，也有王导、王承和阮瞻每逢三月三的踏青。然而这次的兰亭会却因为阵容之奢华，制作之精良而值得大书特书。

    那天天朗气清，绍兴会稽山的山道上星光熠熠。参会的巨星有：谢安和他的弟弟谢万、侄子谢玄，孙绰，王羲之和他的子侄凝之、徽之、肃之、玄之、蕴之，还有郗昙，庾蕴，庾友等。谢家，王家，郗家，庾家，俱为名门。大家玩游戏，把杯子放在特别疏通过形状的溪水里漂流，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这一个游戏本是轻松愉快的事情，然而，这些越是衣食无忧的人越有对于命运和人生的担忧。所以王羲之那篇为这些诗作总结的《兰亭集序》是很有宿命般的悲凉感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种对于生命短暂的悲悯，从自然中生发，又把自己融进去。后来也许感动了盛唐的诗人李白，他在那首《春夜宴桃李园序》中不点名地向王羲之致敬，“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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