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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烟厂时，褚时健已年过半百。

    面对卷烟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重重困境，褚时健转守为攻，平衡各方利益，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层层突破，通过重新改进生产工序、严控质量管理、更新经营思路、拓展市场布局，使玉溪卷烟厂迅速扭亏为盈，并带领它走到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前端，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同时，为国家创造税利991亿元。

    从“知命”到“古稀”的17年，褚时健遇到了无数难题，也解决了无数难题，创造了属于他的新的奇迹。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知天命”之年受命

    不搞行政搞企业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任前摸底、淡条件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下马威：涨薪风波

    考试：锅炉事件

    “霸道”名声的由来

    “知天命”之年受命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到1978年摘除“右派帽子”，二十年时光过去了。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三十个年头。这一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革命老将重登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然而，褚时健似乎还不愿意“知天命”，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并得到了关于这次全会精神的文件传达。褚时健久久盯着这份红头文件上的白纸黑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份红头文件给他带来了久违的兴奋，他想奔跑，想大声喊：“只要这个国家还要搞经济建设，我们这些人就大有作为。”

    不搞行政搞企业

    在党校学习期间，玉溪地区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白水鱼找褚时健谈话。二十年前，白是褚时健在玉溪行署工作时的老同事，他们都很了解对方。白提出让褚时健重回地委工作，从地委组织部部长干起——这是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前的老职务。

    此时，褚时健已经厌倦了机关工作，对党政机关的明争暗斗丝毫没有兴趣，因为，他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找到了乐趣。

    褚时健一口回绝了白水鱼：“我不愿再搞行政了，伤心了。当年，就是在行政职位上惹的祸。我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路了，您还是让我继续搞企业吧。”

    此时，褚时健带领下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机器调试已在进行中。

    没几天，新的“说客”又来了。这个说客，正是玉溪地区一把手、地委书记胡良恕。

    胡告诉褚时健：“组织部门研究过你的档案，认为你比较懂经济，而能抓好一个地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你过来，先做副专员，分管经济，我们做搭档，把玉溪的经济搞上去。”

    只要研究过褚时健的档案，都清楚褚时健这二十年的“右派”经历：从红光农场到堵岭畜牧场、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他一路待过的企业，之前总是很差，破破烂烂，但交给褚时健带路之后，这些企业都大有改观。

    “胡书记，您可别弄反了。”褚时健笑呵呵地说，“如果没有几个效益好的企业，地区的财政收入上不去，那么，再能干的书记、专员，日子也难过，也不好当；反过来，一个地区有几个好的企业，每年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税利，地区财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过了。我干了将近二十年的企业，对此还是有谱气的，如果您让我去千企业，肯定能干好。”

    “有道理呀！”听完褚时健的话，胡良恕像发现什么新事物一样兴奋地看着褚时健。之前，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胡良恕答复，他会在常委会上研究褚时健的意见。

    实际上，上级部门想调褚时健到政府工作的念头，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时候，褚时健已经在玉溪卷烟厂站稳了脚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也找到褚时健。李孟北算是云南干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开阔，据说他从《云南日报》总编辑调任玉溪地委书记，是准备再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过渡一下，然后接任云南省委书记。越级提拔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为十年“文革”造成建设方面领导干部短缺。李孟北对褚时健说：“现在我们整个省的工业都困难，听说你对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谱气，要不，你来当管工业的副专员？”

    褚时健还是那句话：“您别让我搞那个，我不会搞，做机关的事不是我的长项。你们要想把地方财政搞上去，我可以帮你们把烟厂搞上去，搞上去你们日子就好过了。让我去做副专员，您不如把我放在烟厂，让我搞下去吧。”

    “我倒没有想到这些，好的好的，不动了，你就在这儿。”李孟北还比较容易听取意见。

    直到那时，领导们想让褚时健从政的念头才算平息。李孟北后来履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候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玉溪地委领导终于被褚时健说服了，让他继续在企业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洒糖厂了。在褚时健的领导下，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戛洒糖厂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职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条新上的白糖生产线也即将竣工。

    地委领导的意见是，调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这家烟厂是当时玉溪规模最大、效益也较好的企业。但褚时健回绝了。

    褚时健有顾虑：“文革”时期，玉溪卷烟厂是全玉溪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文革”期间云南的两个派系——“炮派”和“八派”，斗争非常厉害。“文革”结束后，两派的斗争仍未结束。

    不去玉溪卷烟厂，他还有一个选择：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业——位于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这比较符合他的胃口。

    说去就去。地委领导找褚时健谈过之后，他就来到塔甸煤矿做“任前考察”了，考察这里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观察矿工的生活。他看到这里的矿工没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满意的地方：这里山大，山林多，台旨满足他打猎的爱好，秋天还可以拾点儿菌子，四野都是鲜花。褚时健想，老婆孩子肯定会像他一样高兴。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这些矿工的生活条件，他发现煤矿后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还很清澈。褚时健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计划：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从这里取水，让每个矿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还想买几辆大客车，周末接送矿工到玉溪和家人团聚。

    令褚时健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后院起火”了。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死活不肯再进大山沟。

    马静芬说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儿跟你在大山沟已经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里，你又要把我们母女俩带到山沟沟里去。要去，你一个人去！”

    面对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时健也不好坚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辆大卡车，连哄带骗地把马静芬和女儿骗上了车，让她们去看看矿山环境，或许能够改变她们的想法。但马静芬和女儿到了那里，看到满脸煤灰的矿工都一脸愁苦地上下班，大风扬起的漫天灰尘中，家属们在供水站前排队取水，孩子们在脏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强待了一个晚上后，妻子和女儿坚决不肯再住一个晚上。

    但褚时健还是向她们大力“推销”自己的未来规划，哪里要建一条柏油路，哪里要盖一座电影院。妻女哪里听得进去：“你就是把这里建成天堂，我们也不来。”

    纠结了一整晚，褚时健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他决定去玉溪卷烟厂，用他的话说：“一家人有两个人拗着（不同意）也别扭。”

    任前摸底、谈条件

    决定履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这家玉溪最大的企业的底。情况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对褚时健而言，这家国有企业最让他头疼的，既不是它的生产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质能否改进，而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以及围绕着派性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种派性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玉溪卷烟厂内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时健知道，要在内部卡住这些斗争，就要掐断权力上层的支持。上任前几天，褚时健专门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书记胡良恕。

    褚时健开门见山地说：“胡书记，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烟厂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胡良恕问，“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条件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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