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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乡长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立马签订了一份合约，玉溪卷烟厂和赵桅乡463户烟农约定：由云南省烟科所做技术指导，在650亩烟地上按新的方法试种、采摘，实行全奖全赔，当每亩产值不足500元时，由烟厂赔偿，而超出部分则全部归烟农。

    与此同时，褚时健又和玉溪通海县5个乡1347户烟农签订了合同，在1768亩烟地上进行试种。玉溪卷烟厂总共拔了50万元作为试验经费，其中通海县就占了42.28万元。

    他的试种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2418亩烤烟田的平均亩产为373斤，比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高131斤；平均每亩产值达572元，比全省的平均产值高了354元。更重要的是，品质好的上等烟叶比上一年增加了30%，中上等烟叶的比例高达80%，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而仅仅是增加的这30%的上等烟叶，加工成高档香烟后，就能为工厂带来140万的税利。褚时健通过计算得出，这样搞的投资回报率最低也是1：5，收益是投资的五倍，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生意。

    为了强调原料的重要性，褚时健决定把“第一车间”延伸进烟田。

    边缘空间的生存方式：“三合一”的诞生

    试验的成功给褚时健吃了定心丸，但他并没有过于兴奋，因为那时，哪怕这么一个小小的试验也是越界之举。按当时《烟草专卖法》的规定，这种新的合作形式随时可能被叫停，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作为分管烟叶种植和收购的烟草公司，已经表露出不乐意褚时健这么做的态度。他们的说法是：褚时健的桶伸到烟草公司的井里来打水了。

    试验田种植的2400多亩烤烟不过玉溪卷烟厂全部原料需求的一个零头儿，几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原料问题，至少玉溪地区大部分烟农的烤烟都得按试验田的方式来种植，但这就一定绕不开体制的壁垒。

    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烟草公司可以不干预玉溪卷烟厂支持烟农种植优质烤烟，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使玉溪卷烟厂把优质的烤烟种出来，烟草公司也能够进行调拨，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些优质烤烟调往别处，供其他省的烟厂生产，或者上面一条指令下来，所有一切就付之东流。

    这是一个涉及体制的问题。

    看起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做起来却是如此困难。但褚时健是一个善于在壁垒中寻找出路的人，常常在边缘迂回，最终找到金光大道。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而褚时健就是其中之一。如在“*****”的高峰期，他领导的戛洒糖厂为避免饥荒养了很多猪和鸡，在别人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可是他巧妙地找到了解释，并引用毛主席说的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佐证。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他也善于生存，也许，这里恰恰是他们这类特别的人的生存地带。

    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烟草专卖法》，认为核心在“专卖”二字，只要不打破专卖，不违反专卖的政策，应该能够找到空间。他突然想到搭建一种新的烟草体制——“三合一”体制的可能。把烟草公司、卷烟厂、烟草专卖局合起来：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个领导。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烟叶种植、香烟生产和销售问题，而且能够保证政府的专卖。

    神来之笔！一个天才般的构想。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是体制，而是利益，这可能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尽管“三合一”体制是有利于烟草事业发展的，但是，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怎么会同意让烟厂来吃掉他们呢？

    在和烟草部门反复协商无果之后，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云南省政府的支持。每次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时，他持有的王牌都是那一招：税利引诱。

    其实，早在试验种出优质烟叶的同时，玉溪卷烟厂就给云南省政府打了报告，建议在云南省实施“三合一”体制解决烟叶原料问题，但并未得到反馈。

    那辆丰田皮卡又拉着褚时健在玉溪和昆明之间来回奔跑，他不会放弃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两个人是可以依赖的，一个是他的玉溪华宁老乡、老同事普朝柱，此时普已经是云南省委书记，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另一个当然是分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他小褚时健两岁。在褚时健眼中，朱奎是一位云南少有的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雷厉风行的领导人。

    在经过数轮沟通后，三人在发展烟草基地和“三合一”问题上，想法渐趋一致，他们二人支持褚时健进行大胆变革。

    朱奎给褚时健安排了一次向省领导汇报的机会，并希望通过省长办公会来解决问题。

    在汇报中，褚时健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描绘了玉溪卷烟厂近年来的税利和可预见的美好前景，然后话题一转，转到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料上来。他说，如果按传统的方法种烟，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好烟叶，也就实现不了可期待的税利增长。而要种出好烟叶，一是要按照新方法；二是烟厂必须扶持农民，因为以农民的经济实力，他们做不到按照国际优质烟叶的种植方法来种植烤烟，因此需要有体制的保障，确保这些烤烟归烟厂所用，谁投资谁受益。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玉溪卷烟厂的税利快速增长，增长的最大受益人就是云南省政府。要完成这一系列变革，唯有建设一种新的体制——“三合一”。

    云南省的领导都明白了褚时健的意思，也非常认同他的发展思路，但是事关国家体制的改变，他们很难决策。

    还是朱奎脑子活，为了避免决策带来过大风险，他想了一个办法：不发文件，而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来肯定“三合一”体制，而且把范围限定在玉溪地区内，其他地方都不动。这样，当遇到上面的阻力时，就有了一个可以转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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