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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褚时健，我们完全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对自己事业的全力以赴，对物质名利的淡泊，也相信他不是一个政治上幼稚、经济上糊涂的人。

    绿意葱茏的五月，我接到褚映群的电话，让我到烟厂驻昆明办事处去拿点儿东西，是一只竹篓，里面有十多只肥壮的青壳大螃蟹。褚映群说，这是她老爸让送来的，给我几只，给另外一个朋友几只。她来不及送了，马上要回珠海，请我来拿，把给那位朋友的也带过去。

    我们闲聊了几句，谈到我们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她说在北京见到那个朋友了，心态不是很好。我说大概是位子调整了，有些不太适应。

    螃蟹是鲜货，我给朋友打了电话，约好五点钟在省委后门见。当时已是四点，褚映群催我走，送到楼梯口时，我忍不住问：“你呢，在珠海好吗？”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离开办事处时，我从车窗里看见墙外通红通红的三角梅。这种红出一片血色的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风起之时

    八月，马静芬托我写的插花作品赏析完稿，我送到了玉溪。在半坡上他们的小院落里，马静芬看着文章，我看着院里的花花草革。褚时健不在，他到国外看设备去了。马静芬很快就要走，下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多个展览中，有马静芬他们插花协会的作品。我给她带了一套衣服，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各国女性参与的会议上，她应该有件时尚的正装。

    马静芬看着衣服笑，说这太年轻，怕不合适。我们催促她换上，看看效果。马静芬一直很瘦弱，衣服上身的效果很不错。这身衣服估计她再也没有穿过，到北京后没几天，她被叫回了云南，中秋节前夕，她被带走，进入隔离审查阶段。

    在此之前，褚映群已被人从珠海带到了河南。

    女儿和老伴出事时，褚时健身在国外。他没有采取什么“失联”的做法，而是第一时间赶回了玉溪。这一方面表明他内心坦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对家人的牵挂。

    和所有人一样，我对这一切的到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心里有着一万个为什么，却不知道答案。直到数年之后，当年的红塔集团的法律顾问——大律师马军，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答案：

    1994年，中纪委接到贵州省省级机关退休老干部的举报，反映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还有贵州省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到了贵州，直接找提供线索的老干部核实。最后，省委书记刘某某的夫人阎建宏等一批人被查出问题。阁建宏因贪污473万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在这个案子中，涉及从云南批的S万件红塔山香烟，这批烟被阎建宏倒卖后获利上千万。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报告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批示，要重点查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

    贵州贪腐案的专案组乘胜追击，进入云南。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和中纪委的同志吃了一顿饭后，按自己原来的计划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而当时的云南烟草专卖局在和中纪委谈话时表现得十分自信。中纪委负责人谈话的切入点是工作报告中的两点问题：一是对职工队伍的评价，报告中说，99%是好的；二是对干部队伍的评价，报告中要求干部做好兼职工作。中纪委的同志质问这两点评价有什么依据，有人自信地说：“你们可以查嘛。我们云南烟草专卖局的干部，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自己也是‘一肩挑’，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基本上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

    在玉溪卷烟厂的调查，据说一开始就碰到了前面何小平说的那个情况，褚时健没在厂里等待，而是去看他的“第一车间”烟田了。接下来的谈话大概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给贵州的烟，二是领导干部子女要烟的情况。阎建宏案涉及的烟是玉溪卷烟厂的，但这件事情是省里交办的，可以说清楚。关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褚时健回答：“是有人来过，但我和他们说过，你们要为你们的父亲想想，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点儿次品烟给你们，没有大批量从厂里拿烟的事情。”

    当时从北京到云南，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到玉溪要烟的情况不少，但得到大批量香烟指标的很少。一些上面交代的不得不给安排的烟，也都要批条，由销售部门负责，调查工作在这里耗时也最长。

    调查在继续，1995年，马军在烟厂驻昆明办事处见到了褚时健，当时褚映群也在场。褚时健征求他的意见，说国家烟草专卖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合不合适去？马军明确表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出国。

    1995年5月，河南省三门峡市林正志等人投机倒把案东窗事发，之后马静芬的妹妹马静芳、弟弟马建华等人被河南省洛阳市公安部门收审。8月15日，褚映群被河南有关方面从其珠海的家中带走。9月，马静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收审。

    历史的玩笑

    历史总会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开玩笑。也是9月，褚时健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身份确立了。9月，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他的身份变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成立仪式上，董事长褚时健发言，他说：“建立企业集团，是云南‘两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烟草行业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成立云南红塔集团的目的和宗旨也正在于：通过资产连接纽带，发挥集团群体优势，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形成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进而为国家财政增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我们云南烟草行业应有的贡献。”

    对于董事长这个新角色，褚时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按现在的企业制度来运行，可以说，总裁管今天，董事长管明天。董事长必须考虑企业的长远战略，为企业发展安排好明年、后年、大后年的工作。这个企业的长远战略由你来定，这就要求战略决策上不能出现差错。”用他的话说，玉烟（玉溪卷烟厂）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爬出泥潭、甩开包袱，第二阶段是技术改造。现在资金有了，软件和硬件设备都到位了，还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的队伍，玉烟已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当时的外部环境如何呢？随着中国“复关”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卷烟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中外卷烟业对抗的百年历史中，外国卷烟企业从未忽视过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1902年，美国在中国设立的英美烟草公司，曾创下年产量112万箱的纪录，占据了绝大部分中国市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关税政策的保护下，中国卷烟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烟的进攻。在新一轮角逐中，玉溪卷烟厂成了外国烟草公司在亚洲的主攻对手。用《玉烟报》记者的话说：这是一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维护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生存战和空间争夺战。

    玉烟的优势还有多少？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清楚：现有的机器设备是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大差距。现有的厂房处于地震带上，已开始出现裂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褚时健和玉烟领导班子才提出了自筹资金，在厂区附近另建一个现代化新厂，使玉烟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成为世界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的构想。

    关索坝到底会是什么样呢？这是我每次面对那个大工地时都在想的问题。

    4000多人的建筑队伍在工地上苦战，十四冶建设集团集中了全部的重型机械。这场土方量300万立方米、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的攻坚战，原定1998年完成，后改为1997年、1996年，因此，我每次见到它的面貌都不相同。

    褚时健有个一贯作风：下基层。他的这个“下”，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蜻蜒点水，而是一扎到底。抓烟叶生产，他一个县、一个乡地看烟田；抓生产质量，他一个车间、一个环节地找问题。而现在，他的新目标就是跑关索坝。他的司机张启学说，就这一两年时间，记不清他跑了多少遍工地了。就连晚上散步，他也要到关索坝走走。

    孤独的先行者

    一切似乎都和过去一样，可人们看褚时健的目光里多了许多内容。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厂长，你可不能趴下，这个企业需要你，云南烟草离不开你。”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褚时健就在这样的目光下生活着。他还是那样忙碌，那样风风火火，他的办公室外，仍有静静等待他接见的各种各样的人。见到他时，他的裤脚上总沾着关索坝工地的红泥。和他不亲近的人，也许根本看不出他的变化。可熟悉他的人，却发现他的确和以前有些不同，他的目光中多了忧虑，他的额头上新添了皱纹。

    他喜欢回家，到了家里可以放下一切掩饰，面对真实的自己。可他又怕回家，家里除了来照顾他们老两口的亲戚老三，再没有其他人了。当时厂里安排跟随他的丁学峰和张启学，这一年间几乎变成了他的家庭成员。没有了谈话的对象，褚时健的话变得很少。吃完饭，他一个人回到楼上的房间，成了一位孤独的老人。

    这段时间里，他约见过法律界的有关人士，想知道女儿和妻子的事情到底会怎么处理，希望老伴在那里能有个好一点儿的生活环境。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针对自己的种种调查。

    也许只有工作、烟厂、烟田和建设中的关索坝，才是他这段时间的精神支柱。

    他在这项工程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只求一时一己的荣耀，而是要赶在有优势、有能力的时候把装备搞到世界一流，保证云南烟草工业的持续辉煌。褚时健似乎永远是一个先行者，他爱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第一串脚印。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他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上上下下的不理解，这好像也成了一条规律。为此，文学家感慨：“在时代风云中那些高瞻远瞩的豪杰，因其目标的高远，似乎很难看到自己构想的事业完成……”

    关索坝是褚时健用心构想的一幅图画，他有幸看到自己的构想变成了现实。对于他个人而言，这种实现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特别是在接受审查的情况下，这种努力前行，似乎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褚时健当时告诉我们：“如果只想个人，老早就不该干了。说来说去，当了这么多年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多做点儿事情。”

    殇恸

    1995年12月1日。记住这一天是因为它与一个梦有关。

    夜最深时，我在梦中见到了褚映群。她梳了两条辫子，来和我告别。因为这两条辫子，且头发挡住了脸，我没有认出她来，问了句：“你是谁？”她告诉我：“我是映群，希望你以后常去看看我的老爸老妈。”

    我吓出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过来，心跳快得半天不能平复。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做的梦多次在现实中应验，所以这个梦让我心里很是不安。巧的是头天恰恰与马军有约，第二天要到玉溪见厂长，途中，我忍不住讲了我的梦。

    在厂里，我正在办公室和接待科的王道平说话，看见褚时健从办公室出来。我拿着为《中华儿女》杂志准备的采访提纲，迎了出去。他看了看我，拿着那张采访提纲进了洗手间。

    王道平说：“你看，厂长看到你才笑了。”

    我问她：“厂长笑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倒觉得他的表情和往日有些不同呢。”

    这时，我们看见褚时健匆匆出来，上了电梯。我发现，他手上没有拿我刚刚给他的采访提纲。我走进洗手间，只见那张纸被放在洗手台上。

    我问王道平：“出什么事了吗？厂长有些不对头。”她回答：“没有啊，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事。我径直走进了何小平的办公室，面对我的追问，何小平说：“是出事了，出大事了。中纪委刚找厂长谈过话，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因为晚上要住在玉溪卷烟厂的小宾馆，我下午去见了玉溪的朋友。吃完晚饭，接到马军的电话，让我立刻赶回小宾馆，厂长在等我们。

    暮色中，马军和副厂长姚庆艳站在小宾馆的大堂里等着我，神情严肃。我问：“厂长呢？”姚庆艳告诉我：“他刚刚走，让我来送你们。”我问马军：“今晚就走？不是说好了明天还有事吗？”马军说：“情况有变，咱们今晚就走。厂长刚才问我和谁一起来，我说和你，他说让你也走，这样他就放心些。”

    我们在夜色中离开了厂宾馆，姚庆艳一言不发，沉默地看着我们离开。走到昆玉高速的入口，马军说了句：“褚映群不在了。”“什么？”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我猛地靠在了座椅上。“她在看守所自杀了。”直到马军追加了这一句，我才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真实的消息。我全身发冷，声音颤抖着对马军说：“可以停车吗？我想哭。”

    马军几乎是静静地看着我流泪，看着我发抖。在此后的路途中，我一遍遍地想着头天的梦境，心里充满了伤痛。褚映群从儿童时期便和父母一起经历种种苦难，她是一个内心沉稳、颇有定力的女人。她不光有父母，还有一个刚刚十岁出头的女儿呀，为人女为人母，人到中年，是什么让她选择这样惨烈地结束生命？我终于想到了她的父亲褚时健，他今天经历了一个父亲最大的打击。记得在1991年采访的时候，他对我谈起过女儿，说不管生活条件如何差，映群都是个肯看书、爱学习的女孩。家务活儿她从小就做，但从来不影响她的学习成绩。1977年恢复高考，她当年就考卜了昆明师范大学，让做父亲的他感到十分欣慰。褚时健当时的神情，此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由得长长叹息。

    褚映群的后事

    多年以后，在褚时健的客厅里，他第一次对我谈起他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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