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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律师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神情，说他经手过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的患者的案子，只要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的鉴定能够认定他存在这样的精神疾病，一定程度上法院都会采信的，但具体能减免到什么程度，一要看病情的严重程度，而要看案子的性质，对结果他没法量化。

    “他做的事情他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事前没想过，过程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家的都不清楚。这够严重的了吧？”

    我心想，有馨雅出面真好。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勇气提出任何质疑，甚至连探讨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事发的那个时间段，我除了知道本我在哪儿，在干啥，汪教授说的另外一个我究竟在哪儿在干什么，实在毫不知情。

    “我看了你提供的那些资料，有些重要的地方我也正在核实，法庭上我会尽量多地提供他行为无意识的辩护细节，法官还会参照鉴定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都往好的方向努力，对结果不去预测。”

    馨雅把准备找汪教授任主任的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的事跟邱律师交换完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刚开上车上到主路，我的手机响了。

    “派出所打来的。”我接电话之前，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朝馨雅晃了晃。

    “快接！快接！”

    的确是有了桂梅的消息，但是，是个噩耗！

    桂梅已经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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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不想给房东制造麻烦，也不想让合租的室友有心理阴影，桂梅将自杀的地点选在了郊外的一个墓地，割腕自尽。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来表达我的悔恨和自责，明知道她遇到了麻烦，明知道她情绪很不稳定，我们却只是浅尝辄止，没能走近她的内心世界，赢得她的信任，帮助化解她心头的愁绪，走出心理困境。否则，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好端端的何至于这样轻生。

    我不知道我还能为桂梅做点什么，我始终记得馨雅向我描述的桂梅在医院声嘶力竭拽着躺着我尸体的病床和宣布我死亡的医生的场景。

    桂梅为何那么肯定我并没有死，为什么会那样哀求医生，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而这个谜似乎被桂梅永远地带走了。

    我们通过这边的派出所帮忙与桂梅老家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说桂梅老家已经没有根儿了，从来没有爸爸妈妈的消息，她从小跟着农村的爷爷奶奶长大，两年前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桂梅大学毕业去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

    我能做的就是给桂梅举办一个我认为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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