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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阶层嘴里的家国情怀只是能宣之于口的一个方面。

    最最重要的因素却对外讲不得。这些乡绅在乡间都有大量恒产，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阶级。局势动荡改天换日，就数他们最为忧虑。

    以他们想来那些家产如果统统变了东洋人的，或者不被汪伪政府承认，那么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岂非白白葬送？

    蒲素非常清楚，一直以来反共分子里也数这个阶层最为积极和顽固。

    战前戴老板就组织了几种类型的城市游击队，在松江和青浦都开设了特训班。只不过战事一起，在华界陷落之前，戴老板就已经躲进了法租界。

    虽然在租界内他依然希望重新召集旧部，竭力模仿谢晋元团长在上海时的壮举，积极抗日。然而他下面的许多骨干还是放弃了指挥，纷纷逃入租界避难。

    当日军开进上海华界时，抵抗部队的大部分著名指挥官早就已经离开了上海。

    所以，再缜密的布置和策划，也需要合适的人来执行。

    整个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无疑非常坚决。可叹的是具体到执行层面，因为下面人的忠诚度而大打折扣。

    这种折扣不是简单的换算。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说，一旦人员被俘，多数都选择投敌，从而使得之前的种种投入变成了资敌行为。

    日军和汪伪政权后来干脆使用由原先国民政府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班底，利用着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资，甚至就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展开清剿。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可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在上海一直发生着。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员撤出上海，临行前居然还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是“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

    只是即便如此，此时的上海除了陈功书领导的甲级情报站，另外还有两个秘密行动组。这两个秘密行动组的建立，来自于国民政府高层对上海通敌分子“汉奸活动”的狂怒。

    蒲素现在名义上加入的军统上海情报站，现在已经被76号打击的近乎半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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