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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是如此，其余各省亦是如此。

    部分云南、广西土司奉诏援川，路上发生哗变，或与明军起了冲突，大打出手，然后双方各自为战，被叛军所破。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

    平叛后，众参战土司即开始向朝廷索要平叛之功，土地、人丁，牛马，各都是狮子大开口，极难处理。

    土司闹起来，无论参与叛乱还是参与平叛，他们之间，都有共同的利益。

    正是这些利益，让土司之间互通声息，奢崇明这边一乱，川、黔、贵几省一时间，几乎全遇战事。

    只不过，这次平叛的主要战场，是在四川、贵州。

    是时，贵州、四川方面数次传书其余各省，请求派兵增援，也有如前任四川巡抚李枟那样，贷款置办军械守城的。

    然而其余各省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土司派叛乱，自顾不暇，哪有空余兵力援救？

    云南巡抚闵洪学就曾给李枟回信。

    信中都是挖苦之言，说你李枟也为我考虑下，云南也乱了，还要派兵去四川，你是想要了我老命不成。

    简言之，这场大胜的背后，是西南各省朝廷军事力量的锐减，还有土司之间的混乱、无序。

    自万历以来，西南各省官兵纪律松懈，几乎不堪一战。

    土兵相对来说，虽然装备不足，却较为骁勇，万历三大征时，开了大规模征召土兵参战的先河。

    每逢战后，又要大规模对土司进行封赏，参战土司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吸收了不少降。

    因此势力大涨，埋下了土司乱西南的隐患。

    奢崇明、安邦彦，就是参与播州之役后得到万历皇帝封赏，逐步形成在四川、贵州的割据之势。

    这次战后，朱由校在贵阳待了一阵子，以武力刻意打压土司，没有例行封赏。

    这让一众参战土司不满，却也抑制了他们的势力增长。

    可好景不长，很快就有官员报告，称此次平叛，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安南长官司沙源等效力颇多，积极平叛，击败了许多反叛土司。

    两人收编了众多反叛土司的溃兵，加之平叛履立功勋，威望和军力都开始不可避免地增长。

    当然，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造反的想法，毕竟奢崇明、安邦彦就死在眼前。

    朝廷大军迅速解决波及数省的战事，甚至引得皇帝亲征，足以说明对黔事的重视，不亚于辽事。

    勇卫营新军的战斗力，亦让他们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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